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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此事相关报道能算不算桐乡建设局的宣传指标？

《张居正》-《明朝出了个张居正》-《万历十五年》

    第一个是小说，第二个是评传，第三个是披着小说外衣的论文。因为看了第一个小说，所以有看了第二个评传，最后又重温了那部几乎成为装B历史爱好者者言必称的《万历十五年》。小说很精彩，无论是张居正、冯保、万历、李太后这样的主角，还是李延，孟冲这样的小角色都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我觉得写的最好的人物倒不是主角张居正，而是冯保和高拱。

   我觉得小说最核心的东西是人物。过分追求情节的曲折诡异，那样的作品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故事。金庸小说之所以好看、耐看就在于他的作品是人物带着情节走，而不是根据情节设计人物，至少不会给读者这种感觉。历史小说要达到那种人物带着情节走的感觉很难，但是《张居正》有做到。《张居正》的叙事方式是很传统的小说形式，文字朴实，平和，在“明朝那些事”似的用现代语言解读历史的作品泛滥成灾的时候，看到这样一部传统，精细，功底扎实的作品感觉很舒服。和《张居正》相比，网络上走出的那些历史作品多少显得虚浮、主观、哗众取宠。

   《张居正》得了茅盾文学奖，尽管各种文学类奖项一直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我是觉得茅盾文学奖选的一些作品还是不错的，至少我看过的几个得奖作品里，除了《穆斯林的葬礼》以外，不论是《尘埃落定》还是《白鹿原》，《长恨歌》都是很棒的小说。顺便提下，给小说张居正作序的正是金庸。

This is it

   如果说，张居正是为官的极致巅峰，那么Michael.Jackson就是艺人的巅峰，流行艺人做到顶也就是他这样了。艺术家和政治家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在于，政治家去世，被放大人们让人记得的往往是他的错误而不是功绩；艺人去世，被放大的是他的艺术魅力而不是种种负面绯闻。前者往往是有意为之，后者一般是自发的选择，就是这样。

  This is it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纪录片并不一定需要一个深沉的男中音旁白，对MJ这样的绝世名伶，看他在彩排中亦歌亦舞，用很轻柔的声音说“GOD BLESS YOU”，就足够了，不需要一个歌功颂德点名中心的旁白。最感动我的一个画面是，MJ在唱“I’ll be there"(是句歌词，我不知道歌名）的时候，台下那群正在休息年轻伴舞们坐在地板上跟着他一起挥舞手臂，有黑人，有白人，还有亚裔，这个时候我觉得音乐真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

唐国强：唐国强演毛泽东已经多少有了点挥洒自如的感觉，表演状态非常松弛，他不是最像毛泽东的，但绝对是演的最好的，那些特型演员与其说是在演毛泽东，不如说是在模仿。

张国立：张国立跟蒋介石不像，蒋是尖脸，他是圆脸，脸型这东西，再减肥也没办法。但是在看电影的过程里，除了一出场，你不会去想像不像的问题，至少在这2个多小时，他就是蒋介石，完全没有任何康熙、佟志、纪晓岚的感觉。从走路的姿态到眼神甚至到脸部肌肉的抽动，张国立的蒋介石演的非常的细致。除了稍显刻意的浙江口音，其他都令人满意，确实是有功力的演员，他的蒋介石的身上的那种落寞的感觉是其他版本的蒋介石身上没有的。

刘劲：我觉得建国大业里周恩来这个角色的突破更多是在剧本上而不是演员的表演，其实相对国民党方面，中共的角色表现的空间要小很多，即使戏份并不少。

陈坤：陈坤不像小蒋，但他的表演是成功的，我甚至觉得这是他从影以来最好的演出之一。他演的不是历史上的蒋经国，而是一个符号化的蒋经国，演的是是国民党的良知和希望。对蒋经国的处理是《建国大业》在内容上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在之前的几乎所有描写这段历史的影视作品中，蒋经国都只是蒋介石身边的一个背景式人物 ，跟道具差不多。这次浓墨重彩的表现蒋经国也有利于电影在台湾上映，前几年台湾有个调查，关于台湾人对两蒋的看法的，调查结果，对于蒋介石台湾民众的态度基本是毁誉参半，而对于蒋经国，基本上是台湾民众持正面的肯定态度，他亲民的形象在台湾还是颇得人心的。当然影片剧本这么设计，未必是出于在台湾上映的考虑，历史上的蒋经国在我看来确实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政治人物，只是关于他的历史在内地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王学圻：很有范，跟张国立的对手戏很好看，可惜被删了不少。

尤勇：这个白崇禧不像小诸葛，倒似老张飞。

李连杰：我反正觉得从一个前美国公民，前中国公民，现新加坡公民的人嘴巴里说听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样的话挺很别扭的。

陈凯歌：陈导演的演技见长，要是那句“别那么下作”改成“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就更完美啦。

刘桦：要是他一边跑，一边喊“什么素质啊”那完美啦。

吴刚：他说的那段台词是全剧我最熟悉的一段……初中课文，那时候就对那句“无耻啊，无耻啊”印象特别深。老实说，吴刚的处理和我想的不太一样，但回头想，他是对的，街头演讲不是舞台朗诵。

胡军：基本所有台词都是给老蒋通风报讯的……跟顾祝同本人倒是蛮像的。

姜文：姜文现在已经不能满足于单纯的演一个角色了，看他的戏，你更在意的不是他演的是谁，而是他怎么演。他塑造的漫画式的毛人凤，很有喜感，但是跟影片的整体基调显得不太合拍。我有个奇怪的想法，我觉得姜文在这个角色身上体会少年时的感觉，这个毛人凤很像那个年代的小人书里的坏人，除了坏还是坏。

陈道明：一个字帅，无论是用手按人脸，还是一次点两支烟。陈道明的演技很好，但我还是觉得他的气场比演技还大，在这种群戏里，他的出彩是必然的。只是把自己含过的香烟递给别人抽是不是太不卫生了点？

邬君梅：有些演员跟角色其实外形是比较像的，但是就是让你感觉不像，有些演员其实外形跟角色不怎么像，但是就是让你觉得像。邬君梅是后者。

许晴：许晴是前者。

王冰：走向共和里的李中堂这次站在了时代的进步面，台词棒，气场足，也只有这样的演员才能在毛周面前一样德高望重的这么合情合理了。

黄圣依：杨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黎明：梅兰芳太硬，蔡廷锴太软，演来演去都是不同时空的黎小军同志。

孙红雷：设计的太多了，有点抢戏。

成龙：其实我比较期待大哥的激情戏，不知大哥和陈生边个犀利？

刘德华：他很适合演这种端着的角色，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天王的待遇就是不同，临走还有个大特写。

陈宝国：他和刘德华演对手戏的时候，我总是担心，他会突然大喝一声“放肆！”很久没看到他在戏里说服从谁谁的命令了……

刘烨：他那段台词，我第二次看的时候依然很感动，听到他声嘶力竭的喊“我代表活着的死了的红军老战士”的时候，脑子里出来的就是那句“一将功成万骨枯”。有人说刘烨演的太煽情了，这种台词都不煽情，什么时候煽情？

章子怡：国际影星待遇就是不同，其他女代表都是主动抢话，她还是主席点名发言。

梁家辉：难为他了，为出镜，演了这么一个没有台词的无聊角色。

甄子丹：戏份意外的多，演的有些拘谨，不过这样的拘谨倒也符合一介文人参政议政时的忐忑。

赵薇：每次赵薇说台词都让我怀疑她到底是不是北京电影学院出来的。

冯巩：很有笑果。

葛优：其实他的台词没有一句好笑的，但是观众一见他就笑，葛大爷一直说他在《活着》之后还想演一出让人哭的戏，我瞅着是难了。

冯小刚：很杜月笙，除了一口京片子。

曹可凡：一个镜头就暴露了非专业演员的身份，眼神没有焦点，感觉是在对着空气讲话。

邓超：不看演职人员表，还真不知道他演的是徐悲鸿，他演的真的是40年代的那个徐悲鸿么？

佟大为：穿越版陆涛，很好的衬托了陈坤。

王宝强：穿越版许三多，穿越版傻根，穿越版顺溜……

李强：西门庆比陈诚本人实在帅太多了。

刘仪伟：实在不熟悉他演的李璜，但是让他一演我就觉得李璜应该不是个好人。

冯远征：英语太差了……既然不能全讲英文，还不如全讲中文呢。

陈红：演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女记者，我觉得有点本色出演的意味。

徐帆：感觉是宋庆龄的断背似的。

黄晓明：其实，教主的气质很乡土，特别那一摘帽的风情。

马跃：这个李世民成了另一个李世民的警卫员。

范伟：又一次塑造了一个脑子里缺根筋的厨子形象。

英达：让我想起了霸王别姬里的那爷，然后就想起了某人，要是他参与，会演谁呢？

郭德纲：酒窝很大。

张涵予：谷子地叛变啦！

孙兴：总算保住一张侧面，不容易。

角实在太多，不可能每个都写，将就吧。

1.一个电影也好，一个小说也好，能让人看两遍以上，靠的不是多么诡谲的情节，而是迷人的氛围和动人的细节，我在一星期之内看了两遍《建国大业》，虽然只花了一次的钱……这么说吧，至少在我从小到大看过的，单位或者学校组织观看的电影里，《建国大业》是最好的。

2.印象里的看过的，明星扎堆的戏有三部，当然我指的明星扎堆不是说十一罗汉那样的群戏，而是那种连龙套都是明星的戏，如果你还要说83版射雕算不算，那你就纯属抬杠了。前两部都是香港的，为华东水灾拍的《豪门夜宴》和TVB台庆剧《群英会》，情节非常弱，纯粹是为了让更多的明星出镜，最典型的就是豪门夜宴里曾志伟莫名其妙的做梦变成张国荣，这些戏与其说是电影不如说是联欢。还有一部是英国的《真爱至上》（love actually)，有休.格莱特、爱玛.汤普森、艾伦·里克曼等一帮英美演员演的，里面还有憨豆先生，非常棒的一个电影，剧本写的特别好，几条主线相互缠绕，繁而不乱，我特别喜欢整个片子散发的那种彬彬有礼，点到即止的英式幽默。我觉得单从电影的质量来说，不仅是两个港片，《建国大业》也比不上它。但是，考虑到《建国大业》题材的特殊性，我觉得拍成这样不能说后无来者，也是前无古人了，即使没有那么多明星参演，也是如此。

3.过去《开国大典》这样的电影，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大字，场面大，人物大，口气大，本来银幕上的就是大人物，大事件，你还往宏大了拍，到最后出现在银幕上的哪还是一个个人，分明是一尊尊菩萨，只能仰视，一群菩萨演的故事实在很难讲有多少感染力。感染说到底就是让观众人有代入感，与观众在某个情感体验上形成交汇。《建国大业》关于西柏坡会议的两场戏我都很喜欢，一个是西柏坡会议入场前的那个长镜头，既表现了当时中共整体那种欣欣向荣的气氛，又表现了不同领导人的不同风格，没有借助任何对白，很有默片时代的神韵。另一个地方非常的细节化，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入场的时候，周恩来跟很多代表都握手了，但跳过了邓颖超，准备上台的时候，邓颖超把他拉住，帮他把衣服最上面的扣子扣上了，很小的一个细节，一下子把周邓那种相濡以沫的关系交代出来了。其实越是政治性强，离普通人生活距离远的东西越需要这种柔性的处理，我觉得电影是艺术，但它是一种大众艺术也好，它跟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时候是最动人的，离的太近也要拔高，挖深让平凡的东西艺术化，离的太远要拉近，放低，让崇高的东西生活化，落实到电影里的人物，一句话，小人物往大了拍，大人物往小了拍。

4.全明星阵容从电影发行上讲，有百利而无一害，但从电影品质的角度而言其实有利有弊的，好处一个是用明星演可以突破一些模式化过去对同类角色的模式化，另一个是明星之所以是明星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超过普通演员的一些素质，只要角色不离谱，基本的表演质量比普通演员来的有保障些。缺点同样很明显，一方面这毕竟是个历史题材电影，角色大都都有原型，形象差距太大会削弱历史感，另一方面导演为了照顾各个明星的戏份，多少会影响影片的整体结构。《建国大业》这方面处理的比我预想的好，优点都体现了，缺点大致规避，不像的角色有，但主要历史人物除了陈坤的小蒋，跟本尊至少都是有点接近的，照顾明星戏份的情节有，但不多，因为之前已经删了很多戏，保留下来的段落至少是可有可无，而不是完全没有必要。

5.前面说陈坤不像小蒋，但他的表演是成功的，我甚至觉得这是他从影以来最好的演出之一。某种意义上讲，他演的不是历史上的蒋经国，而是一个符号化的蒋经国，演的是是国民党的良知和希望。对蒋经国的处理是《建国大业》在内容上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在之前的几乎所有描写这段历史的影视作品中，蒋经国都只是蒋介石身边的一个背景式人物 ，跟道具差不多。这次浓墨重彩的表现蒋经国也有利于电影在台湾上映，前几年台湾有个调查，关于台湾人对两蒋的看法的，调查结果，对于蒋介石台湾民众的态度基本是毁誉参半，而对于蒋经国，基本上是台湾民众持正面的肯定态度，他亲民的形象在台湾还是颇得人心的。当然影片剧本这么设计，未必是出于在台湾上映的考虑，历史上的蒋经国在我看来确实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政治人物，只是关于他的历史在内地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6.唐国强演毛泽东已经多少有了点挥洒自如的感觉，表演状态非常松弛，他不是最像毛泽东的，但绝对是演的最好的，那些特型演员与其说是在演毛泽东，不如说是在模仿。

   张国立跟蒋介石不像，蒋是尖脸，他是圆脸，脸型这东西，再减肥也没办法。但是在看电影的过程里，除了一出场，你不会去想像不像的问题，至少在这2个多小时，他就是蒋介石，完全没有任何康熙、佟志、纪晓岚的感觉。从走路的姿态到眼神甚至到脸部肌肉的抽动，张国立的蒋介石演的非常的细致。除了稍显刻意的浙江口音，至少我很认可张国立的表演，确实是功力非凡，他的蒋介石的身上的那种落寞的感觉是其他版本的蒋介石身上没有的。

   其实建国大业里戏份重的角色也是毛周和两蒋，其他角色包括王学圻的李宗仁，表现空间都不是很大。各个演员飚的与其说是演技不如说是气场，当然气场这个东西说到底还是跟演技有关的，只是不完全成正比而已。《建国大业》里的演员实在太多，现在的时间又实在太晚，今天晚些时候专门更一篇说演员的吧。

设计对白：终于更新了，不容易。

    江映蓉大概是从超女开始的一系列选秀比赛中争议最少的冠军吧，歌舞俱佳，动静皆宜，她肯定不是内地选秀史上唱的最好的，但应该是最全面的。高晓松在说曾轶可的时候说过一个木桶原理，其实赛制不同，木桶的比较方式也不同。05、06年的快女和07年的快男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观众投票，这决定了比赛的关键是哪个木桶最长的那块板更长，个人风格的树立和选手个性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李宇春也好，尚雯婕也好，甚至包括陈楚生都不能说是唱功或者综合素质最高的选手，他们的魅力在于个人风格和个性。今年的快女，观众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专业评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决定权，在10强之前几乎是专业评委的一言堂，而无论是再感性的专业评审其打分还是趋向技术层面的，这就决定了今年的比赛更多的比的是哪个木桶最短的那块板更短。在这样的赛制下，没有短板的江映蓉是当然的冠军。                                                                                          

     其实不仅是选秀比赛中，甚至是整个华语乐坛都很难找到像江映蓉那么全面的歌手，你要知道她带给我们的劲歌热舞和低吟浅唱都是在现场完成的。如此全面的成名歌手，我的第一反应，中国是张国荣，外国是MJ，当然他们的全面和小江的全面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小江说她的目标是MJ，我觉得达到不可能，甚至延这条路线走下去很难。小江在比赛中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创作才华，这也决定了她今后的音乐道路对制作团队的依赖性更强，从现在的华语流行乐圈的现状看，很难有足够的资源给她展示多面的才华，留在天娱的话更是不可能。小江之后的路线多半是劲歌热舞的野性、性感的风格， 天娱给她制作的单曲“野”已经给她做了一个定位。汪涵说，也许他们就是下一个李宇春，但是09快女谁也成不了李宇春，05快女是个不可复制的异数，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尽了，不具备可比性。我很担心的是，天娱会不会把小江砸成何洁2.0版？巫启贤说，选秀艺人要懂得感恩，但是我觉得小江能走还是尽量走，留在天娱，对天娱是感恩了，但对于一路支持她的歌迷，最好的感恩就是带给他们更好的音乐作品，成为他们所期望的那个人。

  晚上10点的时候在公交车站看到一双男女互相推搡。女的40来岁年，梳一个大辫子，男人差不多年纪，个不高，但理个平头加上一个粗腰有几分痞气。女的一边推搡，一边喊“我打人了么！我打人了么！”。公交站边上就是地铁工地，这时候有个带着安全帽的人从工地出来拉架，男的一脱身就掏出个手机声称要打110，我这个时候就很想提醒他，真的没必要，公安局离你就50米，边上还有法院检察院。后来就男的不断再说要打110，女的不知再嘟囔什么，工地的人就拼命拉住那女的。我看了段，觉得没啥新意了，就回头等车。过了一会，车没等到，倒是听到哭声，一看发现是那个男的在哭，还是那种嚎啕大哭那种。带安全帽的哥们废了不少劲把痛苦男拖进一辆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黑色普桑的后座，把门一关，自己跑到前面开车，这时候我看到之前的那个女人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还努力把身子伸到后面挥手打痛苦男，嘴巴里还念念有词。

普桑开走了，我的35路公交车来了，刚刚好。

   无锡的阳山水蜜桃有个品牌，名字叫“湖锦桃”。

    这几天都在说日全食，自然科学显得很热门。刚才洗脸的时候，突然想起我的一个自然老师。

    现在的小学跟我那时候比很多科目连名字都改了，我现在都不太清楚我那时候的自然课现在对应的科目是什么，反正主要是传授些关于大自然知识，内容上大致是中学的生物加上地理的一部分内容，当然深度上不能比。自然课不是一上小学就有的，我现在记不太清楚是3年级还是4年级开始有自然课，反正一、二年级是肯定没的。我的第一个自然老师姓陈，印象里个子不高，消瘦，小眼睛，有点酒糟鼻，整天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有些落魄。他在学生里最出名的事情是他时常在上课时候给他老婆的生意做广告——他老婆摆了个路边摊，卖些豆腐干和粉丝汤什么的小吃，陈老师每次快下课的时候就会说，他老婆的摊子现在在什么什么地方，去那吃东西报他名字有优惠什么的。他老婆胖乎乎的，很热情，我们放学路过她那得时候总是习惯性的买串豆腐干，喝碗粉丝汤什么。这种时候遇到陈老师是常态，他基本上没课的时候就在小摊上帮忙，好多次还是他把豆腐干和粉丝汤递给我们的。十来岁的孩子，说不懂事吧，也是懂一些的，这样的老师当然逃不过我们的嘲笑和鄙视。

    小时候一想起陈老师在课堂上做广告，在街头卖粉丝汤的这些事情就觉得很可笑，现在想起那个画面倒觉得有点心酸。三、四年级的小孩子，说到底还是不懂事的。

     除了做广告和在街边卖小吃，陈老师留在我记忆里还有两件事，一次是我那时候长期不做自然课的手工作业，结果某天我爸爸下班的时候，被一个穿蓝色中山装，带两个袖套，腰上还系了个围裙的中年人拦住，“你是XXX吧。”“是啊，什么事。”“看看你儿子多少天没交作业了，我是他自然老师！”另一次是，某天下午我和同学在学校里打篮球，正好陈老师收摊回来——那时候的教师宿舍就在学校里。大概是那天生意比较好的缘故，陈老师情绪显得挺好，居然捡了我们的球来了次中圈投篮，然后球居然还进了，我们瞠目结舌，要知道那时候我三分线外投篮都是碰不到篮筐的……

    第二年我们班的自然老师就换了，再后来我就转学了，我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见陈老师是什么时候，不过，我想我最后一次见他应该也是在他老婆的路边摊上。应该是退休好多年了吧，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按说我这个年纪的人是不应该轻易用一生这个词的，但我还是觉得这应该是我一生里为数极少的经历——三个月内看了同一组合的两次演唱会。 很难比较两场的优劣，我只能是说上半场是杭州更好，上海这场老男人们面对高温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下半时上海更好些，曲目安排更有感染力。

    就纯粹的个人体会而言，上海演唱会带给我的感动更多。这跟纵贯线的表演没有太大关系，上海这座城市有我太多的回忆， 一起的看客也有我太多的回忆。   

    纵贯线，就像一辆列车，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载着四万人的爱与哀愁，起起伏伏。

罗大佑终于唱了《爱的箴言》，虽然很短，但毕竟是唱了。

    昨天晚上在单位值班，早上在办公室睡到8点50才起来，单位规定的值班时间是晚上5点30到次日的8点30，我每次都能超额完成任务，最夸张的一次睡到11点才走，弄的门卫大爷很诧异。早饭相对奢侈，好歹是24岁生日，吃了KFC的那个发疯烧饼，我觉得除非我疯了，否则不太可能再吃第二次，倒不是多难吃，主要是很小，两口就没了，一个发疯烧饼加一个香菇鸡肉粥才勉强垫了下饥。

    坐公交车回到家，第一件事情是把电视机从小肥羊房间搬回来，我搬电视的时候这胖子在床上睡的正香。搬完电视，当然就是开电脑，除此似乎也没有其他选择。上开心网赚了一圈，居然破天荒的偷到8个雪莲，5个灵芝，难道说生日偷菜运气还有加成的？一边上网，一边接收QQ和手机上的生日祝福，在房间里猫到12点多，感觉有点饿了，而且水也喝完了，就换了衣服去超市。在超市的KFC吃了午饭——居然又是KFC……主要是天气太热，吃其他的美什么食欲，KFC属于那种你什么时候吃都不会觉得特好吃的，但什么时候吃豆还能入口的，跟榨菜差不多。在超市转了圈，买了水，饮料和一些吃的，特别买了面，因为得到某人提醒，说生日是一定要吃点面，我买的还是包装上就写着寿面的那种面条，除了面还买了猪舌头，做下面料。最大的一笔开支是花148块钱买了个水蒸汽熨斗，之前在桐乡的沃尔玛就见过，当时我妈让我买我没买，沃尔玛那边好像是160多，看来当时不买还是明智的。

    从超市回来，把昨天的换下来的衣裤洗了，然后自然又是上网，玩游戏（注，不是上网玩游戏，我不玩网络游戏）。 6点多的时候，下了面条，除了猪舌头还加了个番茄，番茄猪舌面味道还不错。

    好像还没提到生日蛋糕。其实生日蛋糕是有的，单位给每个员工都定了，因为我是星期天生日，所以蛋糕星期五下班的时候就收到了，到今天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味道还不错，但是不爽的是，附赠的蜡烛是25，年龄居然算的是虚岁。

     以上就是我的24岁生日。

1.高一的口语课，我和ZJ表演过一个笑话，他演我儿子，内容是一段父子间的对话：

“爸爸，上帝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上帝既是男人也是女人。”

“那么，上帝是黑人还是白人呢？”

“额，上帝既是黑人也是白人。”

“那么，上帝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额，上帝既是好人也是坏人。”

“爸爸，上帝是不是就是Michael.Jackson?”

  今天早上收到ZJ的短信“迈克儿杰克逊心脏病发去世”。

  ZJ在我心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演过我儿子，同时他还是我讣告使者，张国荣，梅艳芳去世的消息都是他告诉我的。

  其实我跟Michael.Jackson不熟，或者说我熟悉的是他的名字而不是他的作品，除了《heal the world》我想不到他其他作品，对于我来讲，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符号性的人物，他就是流行音乐的符号，甚至对于整个流行文化而言，他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一个文化标签。

  我高一时候的口语老师是个美国老太太，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听完我们那个笑话，老太太笑的很开心，显然Michael.Jackson对她也是个很熟悉的人物。对于美国而言，他不仅是一个行业标签，还是一个时代的标签。

2.今天晚上是快女总决赛第一场，最大的争议自然还是曾轶可。

  客观讲，曾轶可的原创确实不错，尤其第一次听，会觉得很清新，有些歌词也很有意味。但是问题是这毕竟是一个歌唱比赛，曾轶可现在根本不具备呈现一个完整演出的能力，跑调的事情就不提了，基本没有一句从头到尾保持在调上的，她两轮演唱还都出现了让表演中断的严重失误，第一轮时候吉他错误，第二轮的忘词——忘了几乎整句歌词。但就是这样，她还是差点直接晋级10强。

  之前有人说包小柏的退场给了曾轶可这个小女生太大的压力，对她很不公平，现在看包小柏简直就是曾的大救星。他的离场和之后针对沈黎晖的言论，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他和沈之间的争论几近上升到了内地和港台流行音乐圈的理念之争的高度。现在把曾轶可淘汰，下的已经不止是沈黎晖的面子，而是包括沈黎晖、宋柯这些人在内的内地音乐圈的面子。内地的圈子在这个时候都是很团结的，不仅是音乐圈。为了内地音乐圈的面子，曾轶可决不能淘汰。

   曾轶可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理念问题，是面子问题。

1.其实前几天有试图更新过一次，是谈今天的高考作文题的，写完点击发表之后，页面上却啥也没显示。草稿夹里也再找不到稿子，一篇日志人间蒸发，很是郁闷。今年各个省的作文题，我觉得最好的是重庆的题目，“我与故事”，一个“与”字化腐朽为神奇。

2.前段时间去了云南，印象最深的不是民族风情和雪山石林，而是云南的天空，那是真正的蓝天白云。

  我们小时候作文常写“蓝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其实是胡扯，江南的天空基本没有白云的概念，天晴是就是灰蓝灰蓝的一片，阴雨天倒是有几片乌云。

3.丽江古城里有不少买牛皮鼓的铺子，铺子里放的最多的音乐就是侃侃的《嘀嗒》。我原来一直以为侃侃和小娟什么差不多，是一北漂歌手。从云南回来百度了下，发现其实不是，她是扬州人，在网上成名，出过两几张专辑，好像现在也没去北京发展。除了那首《嘀嗒》，我很喜欢她唱的《那江烟花》，但是把这首歌推荐个几个朋友，他们都说实在听不出有哪好的，这让我很郁闷，一度怀疑是不是去了趟云南，自己的口味都变得怪异了，跟云南十八怪似的。

4.除了侃侃，最近发现的好声音是台湾的棉花糖组合。棉花糖是个很简单的二人民谣团体，男生负责谈吉他和创造，女生负责演唱，偶尔填填词。棉花糖的音乐很清新，不做作，体会到多少写多少，没有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这个很难得，你可以说他们的音乐类型单一，但是这符合他们的阅历，对于现在的音乐圈来讲，真诚显然是比多元更可贵的一种品质。棉花糖的主唱叫小球，很可爱的单眼皮女声，唱歌的时候表情很陶醉，声音谈不上天籁，但是很温暖，没有距离感，这都很好。

5.昨天去汽车站接父母，结果居然遇到自称是来无锡喝喜酒的光哥，同行的还有一神秘女子。

    上海人讲话经常会加一个后缀“一刚”，大概是表示竟然，居然的意思，但我总觉似乎还不是很确切。有些民间方言跟英语，用书面的中文翻译总是难说精确。一刚的经典句型就是“一刚一戆一刚”。记得刚到上海念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试图学点上海话，但是对于操北方方言的同学来说，短时期掌握上海话实在很难，不过好在有一刚这个简单易学的后缀，满足了广大同学学习上海腔的需求……那时候最夸张的是刘胖子，有段时间几乎每句话后面都加一刚，而且还重读，比如“我今天不去上课了一刚”、“我从锦江乐园打的来的一刚”、“XX拒绝了我一刚”、“我要减肥了一刚”……

    一逼看起来很像脏话，其实不是，这是南京话的一个后缀，大概是表示非常的意思。同事SK在南京念的大学，因此熟练的掌握了这个词的用法。在无锡的时候SK很少讲一逼，但上月去南京培训的时候，大概是故地重游引起的条件反射，他开始频繁使用一逼，比如“爽的一逼”、“无聊的一逼”、“丑的一逼”等等，我怀疑刘胖子回上海的时候会不会也出现这种状况，讲话又变得一刚一刚的。前段时间去云南，我受SK感染，感叹了句，这里的水比无锡的好的一逼，结果SK马上指出，我的用法是错误的，一逼不能修饰比较级，就好比英语里的very，你可以讲very good，不能讲very better……

Part 1
　　八十年代灰色的台湾
　　明：这次对谈主要是经验分享，首先希望大家先谈一下自己的音乐历程。 1982年，大佑出了第一张唱片（还是黑胶）《之乎者也》。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开始，台湾仍处于一个
　　很压抑的环境，而香港则面对97回归的中英会谈……CD，也就是数码的音乐载体，也刚刚面世。一切就好像一个发动机刚启动，从这个点开始，在往后差不多三十年的岁月里，不
　　仅两岸三地、甚至全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请你们先谈一下入行时社会环境和乐坛的情况。
　　周：80年代的台湾应该说是一个灰色地带。
　　林：当时还没解严嘛。
　　罗：对。刚做唱片的时候遇到不少困难，很多公司不愿意出这类型的唱片，觉得不太可能卖的，直到后来看到唱片在卖，才觉得这个唱片好像还是有市场的。那时候是校园民歌的
　　天下，没有人想像得到摇滚这种形态可以跟国语歌结合在一起。大家比较习惯一种easy的、木结他的唱歌方式，对那种节奏比较强劲的风格，还是没办法接受。
　　林：那时候是流行「美声」，多于感情的表达。
　　罗：其实当年很不容易。唱片公司跟我们制作公司花了很大的努力。大家都觉得是时机应该改变。龙应台就是在那时候写《野火集》，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经过美
　　丽岛事件（按：1979年底在高雄引发的大型官民冲突，对台湾由封闭走向开放意义重大。）之后，大家觉得那种政治抗争没用。写歌啦、用文学来表达等等方式比较有用。
　　明：那时舞台有「云门舞集」，文学有《汉声》，陈映真大概也在这时候出版他的《人间》杂志。
　　罗：对。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表达自己的声音？那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只是想表达一些东西。

Part 2
　　SUPER DIALOGUE：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知识分子成乐坛主体
　　李：我入行之前有民歌运动，我们是这个阶段带起来的小朋友。在我们之前，流行歌就是日本殖民地那一类歌曲。它没有一个行业，只有浪人与艺妓，歌唱是为了谋生，只有极少部分歌曲有点家国意识。在我们这一代却有大量知识分子加入。我觉得这是台湾在华语流行曲这几十年领先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最崇拜的制作人如李寿全，把大学生、知识分子带入这个行业，把整个行业的素质挺起来了。华语流行歌的血脉、最初受精的过程就是由这些人在干的。这跟现在的环境很不一样，现在搞流行音乐和电影的很多都是投机者、野心家、资本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回看华语流行歌的发展，台湾地位的确立，就是因为知识分子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主体。
　　罗：小李提到这一点很重要。当时知识分子去做音乐，不见得是想做什么，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阴」。因为流行歌，和民歌一样，它的力量是大的，我们不希望整个环境都是别人的声音，或只有一种声音。做音乐的原因是不要被感染，不要被弄成那样子，要多元化。
　　周：我就是那个时候被台湾整个已经成气候的流行歌坛吸引。我在香港待了那么多年，也爱唱歌，有喜欢的偶像。来台湾以后我觉得这里的歌曲不太一样：原来流行歌可以讲这种故事、原来流行歌可以是一种文体，以后是可以留下来的，让我觉得这个行业很伟大。校园民歌，到大佑那种「我就要找你麻烦，你不要管我」这样子的个性出来，再到李宗盛那些情歌……这时候阿岳还未出道。李宗盛那样的情歌是……哗，原来词可以这样子的，流行歌原来可以去到那么高的境界！ （林：可以对爱情有这样的体会！）原来可以把心事唱出来，唱成这样子，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心事却被你发现。这个很吸引人，很迷人。 （张：创造了新的心事。）对，本来没事，却给他创造出来了。那很好玩，我就是这样被吸引进来的。
　　罗：你刚刚讲它的魅力来源，跟传播有很大的关系。 70年代的校园民歌，大部分是在radio上存在，80年代才开始大量在电视上播放。我记得我刚刚开始上电视时很不自在，他们觉得我奇怪，我也觉得他们奇怪。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墨镜？新闻处会通过吗？拿掉！
　　周：我在综艺节目里面看到几个歌手，把头发扎起来挤到衣服里面。长头发不能上电视，男生不应该留长头发。以前还有警察会抓你，见你头发太长就剪你一刀。那个时候刚好在那个灰色地带。
　　张：我从小时候就喜欢音乐。我国小跟初中听的音乐都是国语流行音乐。台北那时候有一家「木船」民歌西餐厅搞民歌比赛，捧出很多歌手。我参加的时候才17岁，很幸运得到了优胜。我在70年代也受到民歌的影响，但那时候已经是民歌的晚期了。国语流行音乐开始起来的时候，我听的大都是滚石的。我觉得滚石的音乐跟其他唱片公司的不太一样，比较多创作歌手，偶像比较少。初中时，我的女生同学们是比较喜欢偶像的：小虎队啦、红孩儿啦……可能我骨子里有一种反叛的东西吧，我才不要听那种东西，我要听滚石的。其实那时候很鲜明，滚石唱片（按：1980年创立）跟飞碟唱片（按：1982年创立）是两大派别。
　　我觉得我的养分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国语流行歌曲，在座三位我非常非常熟悉，一直听他们的歌。再来就是西方的摇滚。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写所谓非常大众化的情歌，也可以写一些重的，摇滚的东西。这两个特质在我身上是可以共存的，没冲突，而且还是互动的。
　　周：我想提一点给大家参考一下。现在内地开始追上来，一夜之间，环境就跟十年二十年前不一样了。阿岳是在台湾的一个典型，前面那几派（音乐）人在做各种尝试的时候，阿岳就是里面的小朋友，他跟内地的年轻人面对的处境是一样的。
　　张：刚提到知识分子对国语流行乐坛的影响，我非常认同。台湾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它曾被不同国家殖民，可是台湾人的个性，就是那么扎实、不忘本。即使有很多文化进来，都可以反刍成为自己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都一样。大陆，人人说她进步很快，可是他们就少了那二十年，那个基础。那个根是底层的，心里面的。现在大陆的东西很多都属表象的，一味追逐名利和物质生活。但我觉得他们慢慢还是会到达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林夕写一首，黄霑可以写九首

　　林：我是在80年代中期入行的。我跟四位不同，你们都是全面性的，我只是个纯粹的填词人。那时刚好有中英谈判，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会很投入，可是也很两极化，不关心的人完全可以独善其身。娱乐圈就是娱乐圈，我可以大胆的说，香港的流行乐坛跟香港方方面面的环境是脱节的，是独立存在的。我出道的时候，香港乐坛的制作人材大部分都是工程出身，技术很好，录音很讲究。可是他们对歌词是没有要求的，因为不懂得要求。在香港，自称知识分子的人看不起流行曲和娱乐圈。我本人，不好意思也要说一句，算是一个有常识跟通识的知识分子。 （众人笑）
　　从初中起，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专业的填词人，入行前已经有三百首练习作品。两位（李跟罗）就是我学习的对象之一，而那时政治经济环境对我没有影响。我尝试用一个在大学念文学的人的角度去加入这个行业。我的抱负是希望引入过去流行歌曲没有的手法，又或以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同一题材。
　　70年代到80年代中，流行曲的文化跟电视剧的文化是连在一起的，梅艳芳、张国荣出来以后，流行曲才比较独立，由电台来做主导。由于不同媒体之间的竞争，电台看不起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那时候有改编歌的风气，改编外国歌、日本歌。我出道的时候，像达明一派那些乐队的风潮也开始了，开始有原创歌曲。作曲、编曲的人多了，他们受外国音乐影响很大，特别是英国乐队风格。那时出现了电子音乐乐队的潮流。
　　那时我自觉有种知识分子的责任，即使写同一类题材也想写得有分别。后来旋律愈来愈多，我曾跟黄霑说，以作词的时间来说，我写一首你可以写九首，因为顾嘉辉那些小调，旋律很简单。再者，即使表达同样内容，我也希望能做一个现代的诠释。还有，翻译以外，我在大学最主要是念新诗的。我希望把写新诗的手法引入流行曲。过去的填词人是用古典诗词的写法，我希望把歌词散文化、小说化、新诗化。在我以前，很少人会写一个故事出来，都是很简单的情节和片段，或者是体会人生的一些结论。
　　我曾说过，我们的娱乐圈和流行乐坛只是个小小的宇宙。我希望这个小宇宙跟整个社会环境的大宇宙有多一点不同层次的交流，可是二三十年来都没有成功。小阳春曾经在我跟大佑合作期间出现过，那时可以写一些像《皇后大道东》这样的歌，跟社会的脉搏有一点关系。后来就很困难了，都是情歌。情歌当然也是一个很好发挥的领域。我现在希望用不同体裁，譬如情歌，去多说一点东西，例如从老、庄的道理去看一段关系，或者把一些佛理写进励志、讲人生的歌曲里。我这叫「偷天换日、阳奉阴违」，或摸着石头过河，苟且偷生。
　　明：刚才说港台两地环境很不一样，那大佑来港时怎样面对这里的环境？
　　周：他要改变它（笑）。
　　罗：不不不。我到香港的时候其实是做电影配乐的，自然会接触到主题曲的创作，像《海上花》（按：1986年）。我入行的时候是70年代尾到80年代初，那时大陆是改革开放，台湾也面临着新的冲击，大家不知道怎么办，新的文学、艺术作品开始出来。和林夕合作大概是80年代尾90年代初，也是很奇怪的年代。我们第一首歌合作的歌就是《皇后大道东》（按：1991年），比较是关于九七的东西。
　　写歌先听钱的声音
　　林： 80年代讲回归的时候，我们本来没什么，后来有点担心，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我想用幽默感去写，我认为《皇后大道东》是很漫画式的一种歌，希望让社会上的人听起来有这种反应。我们虽然没有台湾那种审查，可是有自我的审查。我们没有滚石这类唱片公司，都是以商业为准则。判断每一首歌词的成败，他们都是用「听」 ——听一听有没有钱掉下来的声音。我们写词的为了能够偷天换日，乾坤大挪移，苟且生存，便得保证歌曲在卡拉OK会红，所以也有自我的审查。
　　周：我是先从香港到台湾的。刚起始的时候非常不习惯，这不给做，那也不给做，可是也不是说不能活下去。我进滚石当助理的时候，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把歌词拿去送审。我记得有件有名的事情，后来才知道那是罗大佑故意的。那时他在歌词里写「有人在黑夜里面枪杀歌手」。送检时当然不能通过，大佑就把「枪杀歌手」变成「借酒浇愁」。他把自己的心情写了出来，你不让歌词通过，我只能灌醉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忍辱负重，对不对？大佑把这个事件处理得很好，真是个神来之笔。然后轮到我歌词里面有「茅台」两个字，也不能用。因为尼克逊总统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喝了茅台嘛，茅台红了，歌词里就不能出现。
　　我从台湾回到香港的时候，台湾已经很开放了。我回来的时候香港乐坛就是独缺写歌的人，我刚好搭上这趟便车，总觉得香港的接受度更高，可以写一些更怪的。你只要跟别的歌不一样，你就「闻到钱味」了。只用广东话发音的歌，它可以是什么风格呢？也因为它当时是没有一个风格。许冠杰的风格其实来自粤曲，从广东大戏演变过来，一直都在一个框框里面。顾嘉辉也是从那里发挥，好像没有太多选择，很多五声音阶的东西。那个时候反而挺自由自在的。我刚回香港的时候写起歌来其实挺轻松。但苦了林夕，歌词字数很多，一首等于黄霑九首。
　　林：华健对香港来讲是很特别的。他外在的「形」是洋化的，可他的旋律我觉得其实很中国、很广东的。他写的歌有小调那种味道，这是「神」。写他的歌，愉快而痛苦、痛苦并快乐。

Part 3
　　SUPER DIALOGUE：我们都是在reset
　　明：可否说一下你们在创作上受到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罗：很难说有单一事件的发生令你突然之间就想写歌，或想把面貌改变。我后来回想，可能家里的影响比较大。医生的环境是很严格的，要很精确，学的都是很死板的东西；念书的时间也比较长，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七年，所以特别想跑出这个环境去。
　　李：大佑创作的转变，跟他对地域和生存环境的敏感有关。他在台湾和香港的时期，有不一样的风格。
　　林：我对自己的转变比较清晰。第一个转变，在我为什么想入行。因为我是念文学和翻译的，而且从小就喜欢文字跟音乐，让我最爽的就是将这两者结合。后来影响我的风格的，就是刚才说的，把新诗手法用在歌词里面。长大后我就脱离了这个风格，因为加入了商业电台跟亚洲电视，商业机构的经验让我跟社会有很多接触，觉得从前对文学的偏食是可惜的，我接触的范围应该更大。
　　大佑和王菲两人对我都很重要。王菲给我无限的空间，因为她没有要求，对我来说反而自由，原来歌词写到什么题材、什么境界都可以。后来信了佛，对我也是很重要的事。也因为我个人的感情关系，希望写歌的同时能使我思考如何从悲伤中解脱，促成了我对宗教信仰和哲学的兴趣。这五六年我都希望在歌词里，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弘法」。
　　还有一个转变，是我患上情绪病——焦虑症，让我发现写歌词也要小心一点，不要为艺术而艺术。写悲伤的时候，解剖的程度要考虑，不要把悲伤过于美化。给人家在卡拉OK发泄的悲情歌，总得留下一盏灯。
　　我来帮你们愤怒
　　明：大佑以前比较像是愤怒青年。你现在怎样看以前的歌曲？
　　罗：应该说是社会让你觉得——就是龙应台那种感觉——大家怎么不愤怒？环境那么压抑，大家都不讲话。你们不愤怒，我就来帮你们愤怒；你们不讲话，我来帮你们讲话吧。 "Somebody's got to do the dirty job."这可能跟做医生有点关系。有种病，有种焦虑症在蔓延的话，我觉得不行嘛，再下去，大家都不讲话，就会得一种更大的传染病嘛。 （明：这三十年来有没有变好？）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有变得更好，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一定有不同的环境。那时候我怎会想像得到这要写，这不要写。我那时写出《鹿港小镇》（按：收录在1982年专辑《之乎者也》），已经很厉害了。
　　林：「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这是对文明的批判，今天还有现实意义。
　　罗：那时「台北不是我的家」是要删掉的，要改成「这里不是我的家」。
　　林：我有比较个人的想法。当然我对很多社会现象都很不满，龙应台的作品我也都有看，可是我总觉得，流行曲除了摇滚以外，它本身是轻松的。用歌词来表达那愤怒或者批判，我觉得有一种危险。歌必定是感性的，如果要深入、要分析时政问题，我觉得还是用文章来写。歌只能表达比较抽象的情绪，否则很容易……
　　罗：擦枪走火。
　　林：对。变成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个危险性要有所提防。
　　张：我的家庭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是原住民家庭，对生活的态度、情感跟汉人就不太一样。在旧的年代，原住民跟平地人（按：指汉人，相对又称为「山地人」的原住民。 ）在文化上、价值观上，有很严重的落差。我们的个性其实就是喝酒、唱歌、跳舞，没有钱就去打工，可是有钱就不工作了。我的音乐风格很自由，就是来自家庭。因为不受限，我爱写什么就写，唱什么就可以唱出来，不管别人怎么想。
　　现在我的创作，我觉得旋律还可以听，是受到国语流行音乐的影响。现在，人生的经历慢慢有一些转折，反而写的东西就不像十年前那么亢奋，歌曲的力度已经不在表面。我记得发第一张唱片《就是喜欢你》（按：1993年），遇到一个很好的老板。十几年前，一个新人可以在专辑里面写八首歌，我何德何能？那时他说你就多写歌嘛，好听就录一首进来。我觉得我们这年代因为有不受限的想法，所以在文字上就更自由，更有趣。可是比我年轻的人，在文化上和思想上跟我已经有差别。因为他们想要什么东西都唾手可得，好像变得没那么珍惜、在乎。他们甚至对这个社会、世界也不在乎。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没有很明确的目标跟方向。我入行的时候很珍惜我现有的状况。遇到一个好老板、可以写歌，我觉得应该要做下去。
　　还有一个转捩点就是我入伍当兵的时候。当兵前出了两张唱片，都成绩平平，不过很多人还是对我有兴趣。我在想当完兵后我到底要不要再唱，不久就遇到我现在的bass手，也是我的学长阿蒙（按：吴蒙惠），我就问他退伍后要不要组一个乐队。他比我先退伍一年，那时其他的团员也加进来了。当兵的时候，放假我不回台北，也不回宜兰老家，就混在高雄的乐器行。在那时我觉得创作反而是自由的，给我很大量的想法。 《爱的初体验》、 《爱我别走》就是那时写的。我在想当完兵后要有个完全不一样的面貌，乐队应该狠着来。
　　从我的成长过程，到现在拥有的，我觉得我很幸运，那我为什么还写那些愤怒的东西？是我自己对别人的正义感吧。我常听到很多不幸的故事，我想要替他们抱不平。这种东西愈来愈鲜明，愈来愈多，愈来愈重。
　　 写歌是低潮，写完是高潮
　　周：我出道的时候，总觉得整个乐坛已经有很多人，很多东西都给人做完了，我好像已没什么可以挑的。回到香港时反而没什么压力，我去做点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就好了，反正就是有点歪打正着。像《明天我要嫁给你》（按：1993年），我去当一个花旦，扮演女孩子的角色，这好像没别人做过。我还写了《天龙八部》（按：1997年）主题曲。
　　李：那很不台湾。
　　周：也很不香港。回去香港，我必须在兵荒马乱中找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早期受的影响是很单纯的，是基础的训练，哪首歌好听你就拿结他来弹弹唱唱，可能是英文歌，可能是许冠杰的歌，当然也有《上海滩》。有了基础，要开始寻找的时候，其实已经很骄傲了，应该是准备成气候之前。我受到影响是很多的，我们那个年代已经很幸福了。我一直好奇，李宗盛、罗大佑的年代，他们到底听到什么歌？找一张摇滚唱片、一张英文唱片也不容易。电台有没有这种节目？ （罗：我爸听很多音乐。）我是听他们的歌长大的，选择也很多了，可是就也愈来愈烦，该做的已被他们做了，我要做什么？你当然要找出这行业的最高境界，不然怎么再活个十年十五年。
　　大哥（李宗盛）和大佑分别说出一句完全一模一样的说话：「每写一首新歌就是低潮，这首歌写完以后就是高潮。」成名之后，我想他们一直都是过这种日子吧。我再把这句话套在自己身上，应该就是这样子了。
　　现在很多CD，又进入网络形态，我觉得最受影响的是唱片公司。年轻人还是要听新歌（不付钱而已），我们写歌的人还是要写新歌。中间人改变了，靠电脑，靠朋友传来传去。我反而比较轻松一点，写歌的时候是一个心情低谷，写完了很high，没有出唱片的压力，其实满中庸，满舒服的。现在我的状态是这样子。要跟SuperBand合作？高潮啦！拿首以前的歌玩一玩，又是高潮了。
　　李：基本上我就是个最典型的不学无术的人。整个成长过程我都在寻找自己的样貌，我到底是谁呢？我投射在哪会比较具像？我发觉有个东西可以让李宗盛变得很具像的，就是「文字」——你一看这个东西就知道是李宗盛的。我说我不学无术，因为我其实没念过什么书。我不喜欢看文学巨著，也没受过训练。我每天想的就是：你要怎么讲人家才会懂，就那么简单。
　　我看现在的歌词，文字应用是精准的，如外科手术一般，雕琢、抛光，往这边那边转，从这个那个角度看，太厉害啦！可是我极少受到感动。可能是我那个年代的人跟这年代的人在操作上的差别吧，我没有看到很出力的，很有分量的，看到的都是很刁钻的，精如工笔、设计、园景，但一吹全都散了。这是我看到现在创作的问题。
　　我性格的构成，就是这样来的。走到今天，我觉得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都是在reset。我终于活到五十岁了！男人到这个时候才是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候，我跟这个世界所有的关系，现在才通透起来。当我终于知道我已经五十岁的时候，我很乐呀！我好不容易等到今天了，好戏快要开始了。我现在比较珍惜我自己、我爱的女人、我在做的事情。我正在迈入我人生最漂亮、最美妙的一个季节，而且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充满期待。

　　Part 4
　　SUPER DIALOGUE：我们的时代会回来的！
　　罗：关于音乐的载体，比如ipod，我一直对它存有最大的敌意。我就不要听一个里面有一千首、一万首歌的东西。因为这样里面所有的歌都不重要了，你不会喜欢超过一百首歌吧。我喜欢黑胶的时代，你怕那个黑胶或卡带会断掉，所以你要小心珍藏起来。我是一个类比（analog）的人。从黑胶到卡式带、CD，然后DVD，容量愈来愈大，储存方便，也不容易损坏。但老实说，我不太相信不容易损坏的东西。愈堆愈多的尽是抄来的东西、朋友送你的、宣传片、免费的，我反而认为那些东西你愈来愈不需要它了。我宁愿相信那些会坏掉的，你随时要小心它会不见的东西。现在音乐我愈来愈不去听了。载体的影响其实是很重要的。
　　林：音乐对人类永远有它的价值，不会消灭的。可是发展下去，就没有人愿意投资了——你要求的音色跟质感其实都多余了。我们干吗要花那么多个小时来制作一首歌呢？你听不出来，你在你的载体上是听不出来的。在香港，正式的录音室我想只剩下一两家了，其他都是器材不够，钱也不够。而且也不需要那么好的，没人听得出来，这是很严重的。而彩铃的出现，让听歌变成一种刚好有旋律、有人声的声音而已。是声音，不是音乐。彩铃（按：手机接驳铃声）对音乐是一种侮辱，也是精神的压迫，是美沙酮，你可以暂时顶着，喝了美沙酮以后可以忘掉鸦片的美妙。因为彩铃要最精彩的那几句亮点，包括歌词、旋律，所以就威胁了所有创作的方向，包括副歌（chorus），你必须在两个小节以内有让人记得的东西。如果副歌前两句不够吸引就不行。我觉得被规范了，如果创作真的没有什么规范的话。我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那么激情嘛，一个人的情绪可以平衡点嘛。现在一首歌，整个旋律的氛围跟歌词表达的人生观、心态和情绪，都不能容纳一种平常心。因为太平常的话就没人用来作铃。
　　科技愈发达音乐愈糟糕
　　明：想像一下未来五年吧。
　　周：不管是中港台，都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即食文化，一切都是快的。刚刚大哥说，没有什么感动的歌，虽然华丽的东西很多。先不要讲唱片公司遇到的麻烦，好像林夕提到的，好的录音室花两天时间去准备一首歌，现在不用了，因为你听的是被「压扁」过的，传来传去以后已经失真到你都听不清楚了。一首歌的生命也没以前那么长了。现在有很多home studio，小朋友躲在家里，你闹一句我闹一句，一首歌就出来了，明天就在网络上很红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访问这些小朋友，他们对未来十年的音乐生命有什么想法。他们可能也是有那一首歌而已。以前「一片」歌手也是有的，可现在是另外一种形态。可能只是一个奇奇怪怪的idea，明天就热卖了。市场是需要的，原来有人要找一些怪歌来听，闹的，简陋也没关系——你用几句歌词来让我明天就红好不好，红到满街都是，但可能红一个礼拜就完了。
　　林：现在是百花齐放。问题是这花是什么
　　花？这花很快就谢了，它的生命力不够。
　　周：其实不只音乐是这样子。我的手提电话已换了八种款式。你看的电视节目也是在快速地给你一点什么，然后明天这节目就停了，你也不知道。有线电视有那么多的选择。五年后这些事情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很好奇。我非常同意大哥讲那种优哉游哉的感觉。你开始认识人生原来是这样子。其实我还未到，我看我到六十岁还未能做到大哥讲的那一种游哉的感觉。那是个性的关系。
　　李：我其实不太忧虑科技这些东西。我反而比较在意的是流行音乐这个产业，对每一个社会进程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在台湾、香港和大陆，它又扮演什么角色？当这三个地方开始变成一个地方的时候，将会需要新的秩序。因为三个地方的节奏不一样，人也不一样，面目也不一样，所以现在流行歌的面目变得很混乱。我认为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它跟经济规模没什么关系。不管科技如何进展、经济如何的状态、你怎么听音乐、怎么下载……基本上从事流行音乐生产的人，必须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流行音乐才会有它的主体性，不为别人服务。现在流行音乐是娱乐事业的一个附庸，我们变成提供茶余饭后八卦新闻的一个来源，跟政客差不多。不管音乐怎么样，它只是个载体，它传达歌词对时代的观照，反映出时代的价值。即使是情歌，它都关心那个年代的人的喜怒哀乐。它绝对是文化的事情，是非常深刻的东西。我期待有更多文化界的人，或是整个社会，都能把它当作一个文化事业来看待。这是我对未来五年的期待。
　　张：我没想那么多。我写音乐、做唱片，因为它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是生活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刚刚提到科技、数位化，也提到类比。我就想到我的70年代，就是类比跟数码中间那个很模糊的地带。我最近录的两首歌，全部都是one take的，没有editing，就是《公路》跟《抱着你》这两首。我试图去打破这个数码时代的限制——我们能不能找到很类比的、很温暖的感觉，不那么精细？但我可以从文字、唱歌上精细。我觉得作为创作人要有一个责任，创作的歌曲要怎么样听起来都有「呀，还不错」的感觉，不是变成那么速食。接下来，我的创作风格也好，录音的方式也好，我会慢慢往一个很类比的方式去做，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平衡。
　　我写歌只是纪录我的生活，未来五年很简单——我希望可以把冲浪练好，然后去参加比赛。
　　有钱人会尊重假文化
　　罗：我们去年组成了「纵贯线」，现在要开演唱会却刚好碰上金融海啸，我反而感觉到：「正好！」现在的问题出在大家太有钱了。网站愈来愈多，科技愈来愈发达，速度愈来愈快，投资进去的钱都收不回来。科技愈发达，音乐就愈糟糕。回到没有钱的年代，音乐就马上回来了，没有钱才有真正的文化。我相信我们的时代会回来的。
　　林：文化有很多层面。愈穷，就会愈珍惜，精神的文化才有它生存的空间。
　　罗：有钱人会尊重假文化，制造假文化……我们五个人，包括林夕，出道的时候正好是在对的时候。林夕出来的时候是85年以后，碰到90年前后的事情，又碰到97，又过了2000年。
　　林：我见证了很多，还有机会看到金融海啸!终于看到了市场没有道德约束所造成的恶果。幸好还没有死掉，正好看到这个时代。对于五年规划，我完全没有宏观调控的心态，因为我本人是相信无常的。可是作为个人，不管大环境变成怎样，和小李刚才说的一样，我也希望流行曲有一个文化的根，可以开花，然后结出一种文化的果。在无常当中，我对自己的期许唯有这个。
　　另外，网络免费下载的问题是个双面刃，可以让更多人接触到音乐，这是它的好处。我最近经常在内地跑，接触很多听歌的人，流行歌曲对他们人生观、爱情观的影响，比我想像中大得多。所以我希望流行歌词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一个有意思的平台。而且，三地的人比起来，内地的人更在意流行曲。
　　李：我们亦更应该去了解三地的差异。

1.昨天说暂别，然后今天就更新，确实是有些尴尬。但是正如阿甘都知道的那样“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形状”，虽然这地方如人所料的没有网线，但是同屋的哥们居然带了一个3G上网卡，所以你们就看到这篇日志了。

2.除了能上网，另一个意外是学校的饭菜出乎意料的好，还是自助的……之前我所谓的“减肥集中营”的说法被证明荒谬到荒唐，按这个趋势，能不胖就谢天谢地了，减肥的可能只能建立在偶肠胃出问题的前提下了。

    明天去南京培训，23号回。已确认住处不能上网，勿念。

记者：我们在谈论罗大佑、崔健这样两岸比较有标志性的人物的时候，都会说这是一个在集体主义年代里出现的个性主义，在今天一个完全都是个性主义的年代里，反而出不来个性主义。
    黄舒骏：我也参与过电视选秀或唱片公司找新人的活动，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很有自信。那你问他自信的理由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回答，可是他还是坚信自己很有自信，坚信自己很有个性，非常有个人的风格。那你再问他你的风格是什么？他又答不出来。也就是说——个人、个性、自信变成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可却是一个没有内涵的形容词。在我们那个时代会有一个共识作为基础，基于这个共识，我达到了哪一个局面，于是我证明我是一个很有个人风格或很有个性的人。而现在的环境就是分众过度，所以当他自认为不管什么理由他很有自信很有个性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传递出这个东西让另一个人知道。所以到最后只能变成个人而不是个性。他只懂自己，他并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懂我所了解的。

    在流行音乐有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共鸣”，换成商业的语言叫做销售量，以前是有很清楚的彼此互相关联，你得到共鸣就是得到销售量，现在你会发现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得到销售量，你连你有没有得到共鸣都很难确定，点击率到底代表什么？它是一个免费的世界，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它里面的质量你就会产生一些怀疑了。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产生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数字去支持你，来证明我的确得到这样的共鸣。所以现在自我了解以及对周遭了解虽然信息是如此的公开。可是在某一个层面上，它却比以前更加的模糊，更不能确定。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说出你心中一直在想但不知如何表达的东西。

    陆川拍南京南京花了4年，我写这个日志花了4天，但可惜的是作品的质量和创作时间往往不成正比。

    我并不是说《南京!南京!》是个烂片，只是相对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它还不够好。

1.黄龙体育中心几乎是杭州大型户外演出唯一选择，所以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XXX直捣黄龙”的新闻标题，其实说的就是那谁要在杭州开演唱会了。这次的新闻标题自然是“纵贯线直捣黄龙”。

2.黄龙体育中心依山而建，颇有点风景如画的感觉。跟其他体育场不太一样的是，黄龙体育中心连着乐购超市，从体育场的停车场下去就是乐购超市。超市一楼从麦当劳、必胜客到一茶一坐一应俱全。不过餐饮场所再多，在当天36000名到场观众面前，也显得太少太少，几乎所有店当天都是领号入场，我6点15到的，吃完饭是7点30。

3.演唱会原定是8点开始，实际开始是8点07左右，结构跟台北、香港和北京站一样，总分总。

4.就像周华健每场讲的那样，在这样的夜晚，纵贯线不是四个人，而是当晚的所有到场观众再加上四个人。除了5、6首新歌，其余时间一直都是全场大合唱的状态。

5.舞台左右两侧的看台是纵贯线歌迷会的专区，每个人头上都带着会发光的红色牛角，周华健朝他们喊“牛年快乐”。不过这个段子MS现场大部分观众都没领会。

6.第一个单独出场的是李宗盛，他出来的时候全场都在喊“李宗盛”，这时候有个女生趁着其他人呼喊的间隔，大吼了一声“林忆莲”，不知道她是否百度到演唱会次日也就是4月26日就是林忆莲的生日。李宗盛独唱部分的收尾是当爱已成为往事和鬼迷心窍，两首歌很巧妙的穿插在一起。一首是当年他写给林忆莲的，一首是他和林的对唱。

7.四个人里唱的最多的是周华健，当然他也是唱功最好的，所以合唱的时候几乎也是他在领唱。我觉得他的现场比CD还棒，几乎精准到每个字都能唱出起承转合。

8.除了自己的歌，他还翻唱了李宗盛写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和罗大佑的未来主人翁、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他说没选张震岳的歌是因为，他实在唱不出“爸爸，我要钱”这样的歌词。他唱的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是我听过的这首歌最好的版本，非常动人。

9.还是说周华健，他先是跟李宗盛对唱了让我欢喜让我忧，把歌词改成了“你这样一个男人，让我欢喜让我忧”，接下来就翻唱了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为我说受冷风吹，简直要让人怀疑他是引起老李婚变的第三者。

10.上帝是很公平的，既然给了周华健一把华丽的嗓子，就没有给他超人的创作才华。对罗大佑则相反，老罗没有好嗓子，地球人都知道，看了演唱会才知道，他也没有好台风，他在台上摆酷走路的样子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弓着身子作张牙舞爪状”。当然，这丝毫不妨碍他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音乐人，用一个很流行的语式说就是，史上最佳，没有之一。

11.没看演唱会之前都会认为张震岳该是四个人里最闹腾的，但他的出场确是最安静的。只有一把吉他，轻轻弹唱出《路口》和《小宇》。当然不朋克，不闹腾也就不是张震岳了，全场大合唱完爱我别走之后，《我要钱》和《自由》迅速把场子炒热。

12.我第一次站起来就是《自由》，根本坐不住，简单的鼓掌和跟唱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宣泄出体内的能量了；第二次站起来是周华健唱《有没有这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歌实在太应景了，什么叫唱出歌迷的心声，这就是；最后一次站起来是四个老男人合唱《恋曲1990》，之所以说是最后一次，是因为接下来就没坐下，一直站到ENCORE完毕，演唱会彻底结束，事实上也没有办法坐下，因为其他人都站着，坐下就看不到了。

13.事实再一次证明，往往演唱会最好的位置坐的不是最死忠的粉丝，甚至坐的都不是粉丝。当老男人唱完《再见》假惺惺的说”演唱会到此结束”的时候，居然内场就有一大票人离场了，大概他们完全没有ENCORE的概念。或者另一个不太可能的可能是，他们看王菲和张国荣的演唱会看多了，这两个人是不玩返场的，唱完就走。

14.虽然明知道他们会返场，但我们还是傻傻呼呼的吼了近3分钟的“纵贯线”，声嘶力竭。然后他们一如预料之中的，返场唱了朋友、真心英雄和新歌出发。朋友和真心英雄这两首被唱滥掉的歌曲，在这个夜晚竟然都如此的打动人心，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气场么？唱完真心英雄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15左右了，周华健问“现在是几点了？”，全场很默契的大声回答“8点！！”

15.回旅馆时的出租车司机明显是周华健的粉丝，不但向我们打听周华健唱了多少歌，还说没了周华健其他卅玩不转什么的，我让他确认一下周华健歌迷的身份，他说，这个基本上很难，想看但是没这条件…… 

   我觉得对于这样一场演唱会，我的描述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的，2009年4月25日黄龙体育中心的那种状态不是身临其境终是无法体会。如果非要用一个词形容的话，就是不由自主。不由自主的跟唱，不由自主的舞动双手，不用自主的站起来蹦蹦跳跳。不由自主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积攒的纠葛倾泻而尽。

    退场的时候，我觉得这已是新的一天。

关于演唱会的碎碎念

1.全场大概有80%的歌曲我都在跟唱，我觉得我唱的毕纵贯线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

2.我第一次站起来是张震岳唱《自由》的时候，太HIGH了，根本坐不住；第二次是周华健唱《有没有这么一首会让你想起我》，同样的，太HIGH了，根本坐不住；第三次是他们唱《恋曲1990》开始，我就没坐下，一直站到结束，因为其他人都站着，不站就看不到了。

3.舞台左右两侧是纵贯线歌迷会的会员，头上都带了闪光的牛角，周华健对他们说“牛年快乐”。不过MS这个段子大多数观众没有领会。

4.事实又一次证明，演唱会前排的票不是属于死忠粉丝的。不少内场观众显然完全不知"ECORE"为何物，当四老男唱完《再见》假惺惺的说“演唱会到此结束的”的时候，居然有不少人真退场了。还有一个不太可能的可能是他们大概看王菲和张国荣的演唱会看多了，这两个人是不ECORE的，唱完走人。

5.纵贯线返场后唱了朋友、真心英雄和出发。唱完真心英雄已经晚上11点多了，周华健问“几点了？”，全场一起喊“8点！”

6.李宗盛出场的时候，全场喊“李宗盛”，有个女生借着中间的停顿，喊了声“林忆莲”……我不晓得她是不是百度到演唱会次日就是林忆莲生日。

7.上帝是公平的，既然给了罗大佑惊人的创作才华，靓嗓和台风就不属于他了。老罗在台上装酷走路的样子特别雷人，基本可以形容为“弓着腰做张牙舞爪状”。

8.周华健全场只有一次忘词，是唱恋曲1990的时候，他朝罗大佑吐了吐舌头。

9.李宗盛和周华健对唱了《让我欢喜让我忧》，把“你这样一个女人”改成了“你这样一个男人”，然后接下来周华健又唱了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种种迹象表明，其实，李林二人的第三者是华健同志……

10.回旅馆时的出租车司机认为周华健是纵贯线的灵魂，没有他，其他几个人没法玩，我说“师傅，您还是周华健的歌迷阿”，司机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说感叹，这咋说呢，想看没条件看哪……

11.也难怪司机师傅喜欢周华健，他唱的真好，现场比CD还棒。李宗盛说，罗大佑唱歌是写意，周华健唱歌是工笔。看了演唱会才充分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周华健太精准了，精准到几乎每一个字都有起承转合。

12.陈小胡子同学曾和BF买到过打5折的刘德华演唱会黄牛票，这次他们故技重施。演唱会8点开始，7点30我入场的时候他们夫妇还锲而不舍的在体育场外寻觅。后来我收到陈小胡子的短信，言简意赅“有少许折扣”。

    刚才还得知，修一特同学昨天也赶到了现场，大概陈小胡子他们买走的是最后两张黄牛票。修一特同学在体育场徘徊了几圈，听了几次大合唱后，黯然离去。